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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顾鹏程的文学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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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缅怀牟永抗先生  

2017-02-27 08:01:1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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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缅怀牟永抗先生 - 马路天使 - 绍兴顾鹏程的文学梦想

        210日,著名考古学家牟永抗先生在杭州去世。钱江晚报特约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励,写下一篇回忆文章,在此独家刊发,纪念这位浙江考古的奠基人和学术带头人。考古学本是透物见人、见事的学科,对于一位考古学家,更值得通过这些真实的物与现场,让更多人了解牟永抗先生,了解何为考古,何为考古人。

    缅怀牟永抗先生

  2017210日,牟永抗先生因病去世。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消息传来,仍不免伤感。四年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举办牟永抗先生从事考古工作60周年座谈会。大家对牟先生的考古生涯、学术成就,各抒己见。我在会上也有个简短发言,今天根据记忆,将当年的发言记录下来,以表达对先生的缅怀之情。

  缅怀牟永抗先生 - 马路天使 - 绍兴顾鹏程的文学梦想

        牟永抗先生的成就,主要在于浙江史前考古领域一系列开拓性的成果,此为业界周知。而我要说的是,牟先生的考古实践以及他杰出的观察力与思考力,对我——一个从事历史晚段考古的人的思想启迪。我读《牟永抗考古学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对两篇瓷窑址考古的文章印象深刻。一是《南宋官窑的发现和研究(续议)》,关于杭州老虎洞窑址出土遗迹的分析和瓷器工艺的观察。细致观察考古发掘的遗迹、遗物,在观察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最后将具体问题,有意识地逐步升华到方法论的层次。这是牟式学术的重要特征。

  《南宋官窑》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学术模式,尽管面对的是宋元时期的文物。他观察瓷器,角度独特,眼光敏锐,深入到原料配方、拉坯、施釉、装烧、废品掩埋方式等每个有意味的细节。大凡支钉多少?器足刮釉方式?釉层厚薄及层数?每每能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提出尖锐的问题。他研究宋元瓷器,恪守经典考古学家的家法,对历史文献有着近乎本能的怀疑,只专注于地层、遗迹、器物本身的观察与分析。尽管文章的结论,我未必同意,但我必须承认,他从观察遗迹、遗物出发,曲径通幽,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不容回避的问题——这种方法与牟先生研究良渚玉器、史前陶器一脉相承——他是个真正做到一切从出发的醇正的田野考古学家,并以考古学家的姿态,对南宋官窑研究提出了只属于考古学家才能贡献的问题与方法。我相信,这篇文章以及他与任世龙先生早年在浙江瓷窑址考古实践中的方法论意义,将来一定会被更多人认同。当然,如果他的文笔,不要那么弯绕、枝蔓,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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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篇文章是《江山县峡口三井(卿)口碗厂调查散记》。1979年紧水滩水库建设,牟先生在浙南山区发掘龙泉窑遗址,面对着考古揭露的窑炉、作坊遗迹,古人如何组织生产?产品如何销售?窑工如何生活?许多问题油然而生,但都无法解决。当时,衢州江山县的三卿口碗窑,还以传统方式生产瓷器。牟先生自发前往实地调查,将瓷器生产、装烧、出窑、包装、销售,一一记录。更难得的是,他综合各种口碑调查,记录下1949年以前碗窑的生产经营方式,条理明晰,巨细靡遗。

  这种做法与当今时髦的历史人类学没有什么两样。但我们知道,那是在三十多年前的1979年,牟先生这一代人可能根本没有听说过历史人类学的概念,多数的基层考古工作者恐怕完全没有那样的问题意识。而他已经开始从事那么前卫先锋的实践了,并留下了令人信服的文本。牟先生调查三卿口,不为时髦,只为解决田野考古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这说明他是个善于在田野中思考、发现、解决问题的人。两篇文章如今少人提及,但它集中展现的扎根于田野的观察力、思考力、执行力,值得做历史考古的人揣摩、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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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文字,大概就是我当年的发言内容,整理出来,与朋友分享——想一想,牟先生的考古生涯,留给我们,留给浙江考古界一笔怎样的财富?接下来,再说点我个人对牟先生的印象。他是台州黄岩人,我是玉环人,方言相通,他常常称呼我为小老乡。牟先生思维活跃,对许多事物都有独到见解,他也不是那种四平八稳的老好人,勤于思考,也勇于表达,批评看不惯的人事,常常不留余地。但他对年轻人比较宽容,向以鼓励为主。

  牟先生是醇正的考古学家,强调考古学的学科本位,坚守从遗迹、遗物出发的原则,对历史文献有较强的戒备心理,该思维方式表现在《断发纹身小议》等许多文章中。他的坚守当然有其合理性,建设浙江先秦、汉晋历史,能有多少可靠的、具体的传世文献?就是重建浙江青瓷史,也应该以考古资料为基础。不过,面对浙江唐代以后的考古与文物,情况可能稍有不同。我是有强烈史学情结的人,平常也不掩饰自己的史学趣味,牟先生当然知道我们之间的旨趣异同。我常常听到他批评某些人、甚至某些大学者的做法偏离了考古学的正确方向,也担心他骂我搞的那套东西根本就不算考古学。但是,他从未在公开场合批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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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这是他对我——一个同乡晚辈的宽容与爱护。是的,是宽容。私底下,他经常提醒我应该在田野上多下工夫,妥善处理实物与文献之间的平衡关系。去年,单位年终业务汇报,我报告《嘉兴子城遗址的考古调查》,先是罗列一大通历史文献,全宋文啦、地方志啦、舆图啦……然后,再介绍考古调查的收获。会上,牟先生未有异议。会后,他找上我,说,小郑,我们做考古的,应该先把遗迹、遗物搞清楚了,再来结合文献,而不能颠倒过来在于他,这是关乎学科定位的原则问题,在于我,因为没有那么强烈的学科纯洁性追求,这问题可大可小。如果换做他的同辈人,他可能早就开骂了。幸亏我是他的同乡晚辈,他选择了宽容,选择耐心等待我的成长。

  至于具体的学术趣味,牟先生与我是有区别的。如何处理文献与考古的关系,是历史时期考古最大的理论问题。我认为,文献与考古本来就不是一个语境的东西,有矛盾冲突是常态,原本就不该做生硬的牵合附会;考古与文献,都是历史的片段,不必非此即彼。从事历史晚段考古,文献准备是基本要求,算是大处着眼,具体研究时,保持考古材料独立性,算是小处入手。但是,牟先生的批评依然掷地有声,我们既然站在田野考古第一线,首要任务就是处理好遗迹与遗物的关系,这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劳动,至于书斋案头的文献准备,相对来说,确是第二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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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来,牟先生是浙江考古事业最重要的、全面的开拓者之一。而我最大的职业理想,正是希望将来在我告别职业生涯之际,也能被人认为是浙江考古某个领域的开拓者。我认为,这是对一个人职业生涯最高的褒奖。早上,有年轻朋友纪念牟先生,说他是个温和的谦谦君子。我说,牟先生只是对晚辈宽容,对行业内的不良风气、对同辈学人的不思进取,批评极其严厉。牟先生是有个性、有批判精神的人,在浙江考古界,犹如鲁迅先生一般的存在,而非周作人这样的谦谦君子。周作人固然很了不起,但是类似的文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并不缺少。而鲁迅是唯一的,在中国是不可替代的,少了他,中国文学史就少了一大块。而今,他走了。泰山其颓乎?哲人其萎乎?呜呼!

  2017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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