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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庵就是杨维桢?期待成“一说”  

2016-12-16 06:53:4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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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耐庵就是杨维桢?期待成“一说” - 马路天使 - 绍兴顾鹏程的文学梦想
          12月7日以《施耐庵就是杨维桢?》为题,报道诸暨市文联副主席陈强撰写的《寻找施耐庵》一书,推测《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为元末明初的文豪杨维桢,引发社会关注。近日,一场由诸暨市作家协会、古镇枫桥三贤文化研究会联合举办的《寻找施耐庵》作品研讨会在诸暨市枫桥镇举行,众多诸暨市文化界人士、民间文史爱好者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古镇枫桥三贤文化研究会会长潘丹表示,《寻找施耐庵》一书面世,在诸暨掀起了一股研读《水浒传》的热潮。他专门搜集了数十册古籍,阅读了上百篇研究《水浒传》的学术论文。发现到目前为止,围绕《水浒传》的讨论集中在五个方面,分别为成书之谜、版本之谜、简繁体本前后关系之谜、作者之谜(罗贯中、施耐庵或两人合作)、施耐庵其人之谜,因均无权威定论,都有研究价值。而所有研究都要在了解《水浒传》相关内容,搜集、阅读相关古籍文献、历代文史考据以及现代论文的基础上来做,否则便无“发言权”。而《寻找施耐庵》一书,正是作者埋首寻找中有所发现,提出自己的见解,是值得肯定的。

         施耐庵就是杨维桢?期待成“一说” - 马路天使 - 绍兴顾鹏程的文学梦想

 他认为,普遍认为《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时期,当时政治、社会形势严峻,存在作者不敢用真名,小说不能公开发行的可能,这一时期资料缺乏,也是造成《水浒传》诸多谜团的原因之一。诸暨文史爱好者、赵家镇中老师陈钢说,1995年就有人发现了杨维桢与《水浒传》及《水浒传》与诸暨之间的联系,但不能肯定杨就是该书作者,只能确定两者之间有一定联系,或者说,杨维桢对《水浒传》的创作是有“功劳”的。

至于《水浒传》与诸暨的关系,不能仅靠书中使用的方言或描写的地理环境、植物种植就认定某一章节写的就是诸暨或诸暨的某个地方。因为方言是随时间和人类活动而改变的,某一处的方言或许几百年后出现在了另一处。而靠植物、地形、山势、河流等的描写来推断小说中写的就是某地,似乎也很牵强,因为小说作者为创作需要,会对印象里的“参照物”有所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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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暨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赵卫明说,虽然在《水浒传》中读出许多“诸暨元素”,但研究者还是要大胆设想,小心求证。陈强先生的《寻找施耐庵》一书,使人们对杨维桢的研究更深了一步,不一定要有定论,但能促使人们对杨维桢其人有更多的发掘,从而上升到学理、学术层面,对其进行系统性研究。诸暨电视台原副台长陈恩裕提出疑点,杨维桢与施耐庵,人名的出现相差170多年,若要“施杨合一”,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枫桥镇中历史老师陈海说,抛开书中证明杨维桢就是施耐庵的证据不说,仅就作者研究文史的方法而论,是大胆而科学的。陈强注重将历史的诸多事实认真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转换,变传统的被动为主动,积极思考,不断完善,不断发展,值得肯定。 他同时提出,《剪灯新话》有说是杨维桢所写,是一部与《金瓶梅》差不多的小说,也有记载杨维桢写过《富春人物志》,所以有理由相信杨维桢有一段时间是创作过小说的。他也提出,考证杨维桢是否是施耐庵,还应从外人写杨维桢的史料中去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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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与会人员认为,作者用“寻找”提出了考证的方向,对文化繁荣有积极意义。怀疑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陈强先生的《寻找施耐庵》即从怀疑此前佘德余教授提出的“施耐庵即杨维桢”开始,展开研究,尽管按他自己的话说,并不能称为“考证”,而只是一项读书发现或者读书心得,但从质疑到展开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是需要并值得鼓励的。其次,对一种文化现象的肯定、质疑、争论或批判,所谓百家争鸣,是基于一定的学术平台,应有好的学术氛围,而不是一味评判其是否具有功利性目的。

作者陈强在此次研讨会中介绍了成书过程,并表达了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和打算。他表示,此次研讨会的收获很大,有支持也有反对,但不管是批评或质疑,大家都是理性而友好的,都是从学术层面来探讨和争论。如果将来此书的观点能成为研究水浒的“一说”,便是它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世界不会因多个“施耐庵”而拥挤

          施耐庵就是杨维桢?期待成“一说” - 马路天使 - 绍兴顾鹏程的文学梦想

 日前,诸暨因出了本《寻找施耐庵》的书,将《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指向元末明初“文章巨公”、“诗坛领袖”杨维桢,顿时舆论汹涌,既有点赞叫好的,也有横加指责的,争论持续发酵。

“施耐庵”作为一个符号,可以是杨维桢,也可以不是杨维桢。但是,《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绝对不是我们原先所认定的施彦端,这早已有文史研究的定论。《寻找施耐庵》正是在施耐庵身份不明的背景下,进行的一次文化探索与发现。杨维桢与施耐庵或许一时还难以划上圆满的等号,但为我们提出了“施耐庵就是杨维桢”的全新一说。在考证了几百年,专家教授苦苦寻觅未果的情况下,《寻找施耐庵》进行杨维桢诗文和水浒小说的比较阅读,原本就需要有一番沉潜的工夫。在浅阅读盛行的当下,这样的阅读行为值得致敬,这样的阅读体验难能可贵。或许,《寻找施耐庵》还有它稚嫩的一面,但是在文字里寻找,总比脱离文本的研究管用得多,阅读体验的分享,也比泛泛而论的研究更能吸引读者。如此说来,《寻找施耐庵》未尝不是文史研究的一种补充,也未尝不是深度阅读的一种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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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施耐庵》有先行者的意义,它既不是哗众取宠,更不是搞什么噱头,它与西施的争抢有着本质的区别。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指出,历史研究的真正的目的,就是提倡“经世致用”,通过对历史的研究,为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服务。《寻找施耐庵》虽不是历史研究,但它大胆而科学的猜想,既符合“经世致用”的史学观,也符合章学诚所提倡的“六经皆史也”的观点。非常欣喜的是,虽然遭遇了无端的指责和讨伐,但《寻找施耐庵》的现实意义已日益显现,那就是为枫桥“文创小镇”注入了新鲜血液。此前枫桥“三贤”研究始终停留于浅表层次,这次借助《寻找施耐庵》一书,吸引了大批文史爱好者真正深入挖掘杨维桢这位“文章巨公”,这无疑是《寻找施耐庵》的又一个贡献。

胡适有句名言,叫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句话对中国的文史研究和新文化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求新精神和求实态度的结合。现在用胡适的这句话来评判和要求“寻找施耐庵”的文化探索,依然十分贴切。既然《寻找施耐庵》已经对未解决的问题提出了新的假设,那么接下来就是包括枫桥三贤文化研究会在内的广大文史研究者们“小心求证”的过程了,尊重事实,尊重证据,深入挖掘,我们期待“施耐庵就是杨维桢”一说,会越来越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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