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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顾鹏程的文学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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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我获得了知识和真相,还有文化脉络  

2016-02-17 07:21:2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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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获得了知识和真相,还有文化脉络 - 马路天使 - 绍兴顾鹏程的文学梦想

        在杭州缠绵的秋雨里,作家李辉与好友中国美术出版总社社长汪家明、以及作家、评论家李庆西,做客由钱江晚报和晓风书屋共同打造的钱报读书会。在晓风书屋体育场路店,李辉与冒雨前来的读者分享了自己记录的中国——那些人,那些事。如果你时常会到书店里走上一圈,就会发现,书架上摆放的那些书名中包含日记、书信、回忆录等关键词的纪实类文学作品也越来越多。

  对于真相,人们永远是有兴趣的。包括读者,更包括写作者李辉。已经做了33年记者的李辉,被称为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采访中国现代文学名家最多的记者(编辑),他以《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巴金传》、《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故事》、《传奇黄永玉》等大量非虚构作品,展现前行进程中的中国故事,这些故事之中,有血肉,也有文脉流动。真相的开掘,不仅建立在李辉身为记者的采访功力之上,更建立在他的收集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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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自己“1977年高考准考证都细心收藏起来的李辉,手上保存了千封丁聪,黄苗子、郁风夫妇,黄永玉等文化名人的书信与手稿,访谈时的记忆有时是会出错,而此时书信和手稿就显得可靠了。李辉说。这些书信与手稿,也出现在李辉的新书《雨滴在卡夫卡的墓碑上》里。在那些异国的游记中,李辉睹物思人,以信件手稿为佐证,回忆了他与萧乾、董乐山等文化老人的交往。

  李辉有趣而健谈,只要在他身边坐十分钟,至少能收获三个有着如雷贯耳名号的文化名人的那些鲜为人知的小故事或者新鲜事。比如,黄永玉老爷子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猴年绘制猴票就在上个月,李辉刚过完59周岁的生日,即将步入六十耳顺的年纪。耳顺,说的是听到别人的话就能立刻明白个中深意。然而这个技能对李辉而言仿佛天生: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跟老人聊天。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从老人那里获得的除了知识和真相之外,还有文化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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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的晓风书屋,坐得满满当当。闻讯而来的读者自不必说,如果你在场或许会发现还有不少杭州文化人,比如阿六头安峰,浙江工业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欣,艺术家王犁,他们和读者们围坐,听李辉讲自己笔下的人与事,也以倾听的方式来赴这一场老友会。以下是三位老友的原声——

  李辉:从与老人的聊天中学到很多

  我在1982年当了记者之后,写的就是1954年以来的一代文化人,然而现在这批人中唯一健在的是黄永玉,92岁了。那时我刚做记者,31岁。年轻气盛。骑个摩托北京到处跑,到处找人聊天,一点点去接近当时的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真相。对我而言,在出了那么多书之后,我依然觉得最重要的一本是《胡风集团冤案始末》。那时候那些人依然健在,有的70多岁,有的80多岁。当时收集编辑的信件有几百封,光贾植芳先生的就有一百多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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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虚构的记录,最重要的一点是真实性,而真实性是需要支撑的。现在口述历史作品越来越多。过去的口述历史讲述者还比较严谨,但随着市场的变化,很多七八十岁的口述历史者,会根据市场的需求,让自己的回忆超出了当时的认识水准。这种口述历史重要,但又有不可信的部分,需要校正和文献的研究、出版和整理。我们需要去寻找流失在民间的档案材料,因为那些交代和说明,会相对更真实一些。而有些回忆录,则需要资料参照。一个是日记丛书、一个是书信丛书。其实说到非虚构啊,巴金的《随想录》也是非虚构代表作。1978年,正好有个日本电影《望乡》上映,讲的是被卖到海外的妓女。电影一出来反响很大,批评意见很多。

  当时巴金就写文为《望乡》辩护。《随想录》的发表其实就进入了一种历史的反思,是推进文化的工作。许多在当时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作品,都是巴金挺身而出撰文辩护的。所以说《随想录》是1978年到1986年这近十年间,中国文化历史的真实记录。这让我想起了我和贾植芳先生的奇妙相遇。当时我和陈思和在复旦上学决定研究巴金时,跑去资料室里,看那里坐着一个小老头。然后我们就问他说哪里可以借到巴金60年代的那个十四卷的文集,结果他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书架,跟我们说应该看最早的版本,然后再看他改到最后的那一整个过程。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人就是贾植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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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们就跟着贾先生学,做研究,老去到他家里。贾先生有记日记的习惯,里面可详细了,比如今天李辉来吃饭,明天陈思和来吃饭,后来我们合计着说贾先生是不是要我们付钱啊。当然也是开玩笑,但我想说的是,这一代文化人身上很多东西不是靠读书读来的,而是靠修养养成的。我们这一代人从跟老人的聊天里学来很多知识。比如说明清家具、葫芦、养鸟、蟋蟀,如果没有黄苗子,我就没机会知道王世襄的。老人们的见识拓宽了我们的知识领域,在聊天中就让人变得更加丰富了。但聊天的过程中,对老人的态度很重要。这些老人都经历了很多,看你一眼就知道你要做什么。

  汪家明:范用保存了两千多封作者来信

  我是出版人,既然说到书信,这里我想说一个人,范用,他是中国非常杰出的出版家。范先生在世时候,交给我一部稿子,他最后编纂的书稿:《存牍辑览》。这部书稿,他编了五年,从2005年到2010年去世。他保存了两千多封作者的来信,一封封贴在自制的十六开牛皮纸本上,总共52本。杨绛、巴金等等的来信都在里面。而《存牍辑览》就是从这些牛皮纸本里的内容里来的。人在回忆的基础上才有了根基。怀旧是一种美好的情感……就是PPT里我展示的,有杨绛的、巴金的……哎,你们看李辉的眼神,跟猫见了老鼠似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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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庆西:把文化老人当成文化上的父亲

  中国作为文化古国能传到现在,是因为以前的每一代都很尊重前辈的文化。但是20世纪开始,对前辈的文化变得不太重视。这就造成了文化的破坏和断裂。这时,总要有人来做。所以我常说,李辉是在做文化上的敬老。而这是为了我们整个民族。他把这些文化老人当作自己文化上的父亲,尊敬、爱戴,并努力把他们身上的文化脉络继承下来。

  你们不要以为这只是聊聊天这么简单。我举个例子,王元化晚年的时候,贺圣遂想让他口述并整理一部著作,但这活非常的苦,第一,王元化口齿已经不清楚了,口音又很重。其次,话语的语境已经完全不同了。他说的东西需要花很大心思去理解。所以当时这个整理的活就是没人敢接。当然,和文化老人相处会受益很多、但实际上是很艰苦的。要花很多功夫。他们是一天一个想法的人,虽然会很客气地跟你说这样怎么样啊?但你就得因为他们一个想法而去付出很多精力和耐心。所以,真的你得付出自己的心,才会把事情做好。所以我很佩服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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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去延安幻想曲(汤一介)

  1943年春,我和游宝谟、曾宪洛、胡旭东在联大附中读初二,还有读初三的余绳荪,我们都对当时的训导主任、童军教官不满意,觉得他对我们总是另眼相看,这样使得我们更加对学习没有兴趣。一天,余绳荪向我们说:有一本书叫《西行漫记》,读起来很有意思,是不是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我们几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对学习没有兴趣,一听,大家都很高兴,愿意一起读。当时,我们都住校,当然不能在学校里读。不知余绳荪怎样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我们就在那里读这部旷世奇书。我记得,我们租的房子是在一个小楼上,下面就是大街。

  余绳荪读《西行漫记》,我们几个人听着,这时我们才知道《西行漫记》是斯诺写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我们越听越感兴趣,对革命我们一点也不懂,但爬高山过草地使我们神往,而且让我们知道还有个地方叫延安,在那里共产党领导着抗日,一定很有意思。其实,我在八九岁时就知道有个共产党。那时我哥一雄在汇文中学读书,他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常常把一些上面印着字的红红绿绿的花纸带回家。有一天,我问他这些花纸是干什么的,他说这是共产党宣传抗日的。我又问他,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他说共产党是干革命、抗日的。我还想问他什么叫革命,他有点不耐烦就说,别多问了,你小孩子不懂。当时我虽然不懂革命是什么意思,但革命两个字却在我记忆中了。我们几个人读《西行漫记》,越读越入迷,常常不上课,躲在小楼上读。一天,余绳荪说不如我们去延安看看。我们都兴奋地表示同意,他还说在西安他有个亲戚(好像他当时说的是他表哥,这点我记不清了),我们到西安再设法去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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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延安,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得弄到一笔路费,我们商量可以从家里偷点黄金卖了作路费。于是我们成了小偷。我从家里偷了一支金笔、一个金表、一个上面刻有我父亲汤用彤清华周刊总编辑的金牌,游宝谟偷了一副金手镯,其他人偷了些什么已记不得了。我们把其中一部分卖出,最值钱的当然是那副金手镯。我们做了一点简单准备就乘火车由昆明到曲靖,在曲靖住了一天,找黄鱼(就是运货的大卡车,他们可以私自载些客人)。第二天,我们坐上一辆运盐的大卡车前往贵阳。那时公路凸凹不平,十分颠簸,有很多急转弯,还有一个长达一二十里的大坡,在那里常常出事。坐上卡车,我们都很兴奋,一路有说有笑,中途停车时,就找饭馆吃饭。总算一路平安,到达贵阳已经天黑了。

  我们找了个旅馆,住下后就到外面去吃饭。吃完饭,回到旅馆,就看见有几个彪形大汉,我们一进来,他们就问我们,你们是不是由昆明来的××××××?我们不能说不是,因为我们在旅馆登记时都用的真名,这说明我们没有经验。我们只得说是。他们说:你们收拾一下东西,跟我们走一趟。我们问:到哪儿去?他们说:到地方就知道。我们只得收拾行李,跟着他们走。到那儿,我们才知道是贵州省警备司令部。这就是说我们被捕了。到那儿,已是半夜,就把我们关在一间小房子里。第二天我们才知道这里是侦缉队两间房子的里面一间。那几个彪形大汉把我们锁在里面就走了。虽然我们并没有表现得很慌张,但心里直打鼓,不知会把我们怎么样。彪形大汉们一走,我们就商量该怎么办。这时才想起,我们箱子里还有那本《西行漫记》,这倒使我们有点慌张了。不知谁看到我们住的小房间的地板有不少缝隙,我们就把《西行漫记》撕下,一张一张由地板缝隙塞入地下。并且大家商量好,都说我们因对联大附中不满要到重庆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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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警备司令部的参谋长找我们一个一个谈话,又问我们平常看什么书,我说:我喜欢看巴金的《家》、《春》、《秋》等等。大家都胡编乱凑地说一些书名,有些我们看过,有些我们也没看过。但和余绳荪说话有点不一样,参谋长说:你要知道,这是抗战戡乱时期,乱来是要枪毙的。参谋长和我们谈话也没问出什么来,就把我们关着。每天都是侦缉队的人,要我们拿来钱,他们帮我们到外面买饭。有时我们还和他们聊天,我们问他们:你们把我们关在这里干什么?我们又没有犯法。他们说:你们这些孩子,懂什么。大概关了一个星期,忽然联大附中的教务主任魏泽馨来看我们,他说:我是来接你们回昆明的。这时,我们当然想回昆明,因为关在警备司令部不是什么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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